与此同时，“农民进城”的试验也在成都市热闹地展开。成都市的温江区正在将所辖的行政村改为社区，试验中农民土地的“双放弃”、村企合一中的“两股一改”都引起全国关注。
一边在“下乡”、一边在“进城”，最终的目的是为完善城乡统筹，缩小两者的贫富差距。
然而，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亦表现出了重重困难。
驻村干部遭遇落后村民的不信任，懒散生活习性影响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村集体复杂的人事关系直接打碎了重组基层班子的设想；而在温江区，那些“进城”的失地农民则要肩负沉重的城市生活压力，个别农民流露出惶惶的心情。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从村民变为一个“村企”股东。
四川万名干部下乡助建“新农村”
早上7点，上班高峰期，当别人都向成都市区聚拢时，段小军的行程则和他们相反。
他驾驶着奥拓车离开市区，先在成南 高速公路上奔驰，再爬上山路，蜿蜒行驶10公里，下雨时还要绕过几处塌方，最后在山林深处的帽顶村村委门口停下。
“刚来这里时，心里冰凉冰凉的。”帽顶村是全市114个贫困村中的一个。段小军是成都教育局科员，如今却是这个村的副书记。
从今年1月30日，段小军等市区级干部，按市委组织部要求，进驻基层政府和农村，他们要驻村两年，推动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
“下派干部除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引导村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冯军说，“新农村建设中，现有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水平不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8月20日起，四川省市县机关下派驻村干部在全省推开。4年中，将有1万名干部，分两批下派到基层。
“要转变村干部和村民观念还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在帽顶村遭遇过各种阻力的段小军已经感觉到改变现状的艰难。
“空降”村官
干部下派基层的试验先在成都进行，动员时少有人响应，在各机关人事部门“干得好，回来就提拔一级”的暗示下，动员难的状况得以缓解。
段小军每天要去的村子是金堂县最贫困、基础设施最糟糕的地方。当地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一到雨天，村路就变成泥路。村民如今还要到山外背水喝。
市委组织部一个干部在走访帽顶村后感叹说，“即使两年什么都不做，能呆下来，也很难得。”
段小军也没想过自己会来这里做村支书。他29岁，孩子刚满周岁。去年12月，段小军在市教育局看到“万名干部下基层”动员文件时，还觉得此事与己无关。“我们都是市里坐办公室的，说要下到村子里呆两年，大家对这个试验都很茫然。”
“干部不做公务员，而要去做农民，”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冯军说，机关干部们普遍顾虑的是：农村会不会太苦？没有农村工作经验能不能干好？只有两年的时间，干不好回来交不了差怎办？”
市委组织部规定，驻村干部享有驻村补贴，除一次性给予每人1000元的安置费之外，每月还有500元的补助，每年再给5000元的工作经费。
此外，下派干部原单位职级职务和福利待遇不变，晋级、评优、年终考核和解决家庭困难都享有优先权。
动员后的半个月，各市级机关的报名处大多都静悄悄的，人事部门开始主动出击，找合适的人选谈话。
段小军正是市委组织部看重的下派人选。他在四川师范大学读完经济管理的本科，又在工作期间攻读了四川大学的MBA研究生。段小军担心下派农村2年，会失去一些发展机会。
教育局人事处找段谈话时说明，农村工作的经历，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好处。在干部任用上，他会有优先权。段小军才答应去村里试试。
在各个机关人事部门“干得好，回来就提拔一级”的暗示下，动员难的状况得以缓解。今年1月和5月，成都市分两批共计下派了605名驻村干部和驻镇干部。
芦笋赔本后的产业畏惧
帽顶村村民年均收入不足2000元，他们又不敢出钱做产业了，担心有投入没产出。
到达帽顶村后的3个月，段小军发现了比贫困更为严厉的现实困境。从村民到村干部，思想都极为守旧，村班子内部还有矛盾。“他们都觉得能吃上饭就很不错了。”
来之前，市教育局定下的任务是，一年之后，帽顶村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要增加800元。段小军说，“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展一些产业。”
段小军让村支书徐吕学带着，跑遍了山村。他看见，村里的经济作物只有蔬菜和沙参，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镇里、村里要做些项目很困难，老百姓不愿意投入。”
帽顶村的村民已不敢出钱做产业了，他们担心有投入没产出。
2000年镇里规划让云顶村、兴隆村和帽顶村3村联合搞水果种植，镇上出一部分资金，农户拿一部分。云顶村、兴隆村做成了。帽顶村村民则不敢投钱做。
3年后，镇里又补贴帽顶村试点种植芦笋项目，由镇里一个加工厂收购。这次有村民愿意尝试投入。但镇里加工厂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没钱收购芦笋。村民种植的芦笋都砸在自己手里，从此对村上镇上的项目更加不信任，对发展产业也有了畏惧心理。
究竟该如何发展产业，段小军请来了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专家，进行田间考察。根据山区村的特点，最后决定指导农户在山上分层种植水果、花椒和核桃，并推广每家农户养殖一百只以上麻脚鸡。这是段小军的“果园养鸡”计划。
“这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实惠？”有了2003年的教训，村民一开始还是有疑虑。
段小军组织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摆出了专家对此的看法，他还从市教育局申请来30万元资金，以降低农户投入的风险。终于，有个别农户愿意先行尝试了。
商业观念较量传统意识
村干部不懂找市场，没品牌意识，活动半径就是村子周围的五六公里，要注册个商标，他们连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
除了果园养鸡，段小军还帮助村里注册了一个沙参加工厂。但是让段小军诧异的是，村里的干部对于加工厂的想法还是停留在过去，认为这个厂子只是进行简单包装，然后等小贩上门，“他们不会主动联系销路，也不重视市场。”
但要培养村干部有市场意识又是件艰难的事。段小军说，农业投资公司的人来村里谈贷款，村里的干部也不懂得怎样谈，只能被动地接受安排。
而在另一个村子的驻村干部文国林也遇到相同的难题。“农业发展银行的项目部经理来和村干部交流时，农民啥也听不懂，银行方面很恼火。”
文国林说，村干部不懂找市场，没有品牌意识， 摩托车都不上牌照，活动半径就是村子周围的五六公里。“跟他们谈金融、银行和公司，他们很茫然，要注册个商标，他们连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
文国林为发展当地的韭黄产业注册了一个公司。可是，村班子工作散漫惯了，不习惯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按章办事，仍旧上午干点工作，中午喝点小酒，下午再凑在一起搓个 麻将。文国林看到后就吼了，“这叫什么公司？公司就没个制度？再打麻将，我把桌子掀了。”
相比段小军和文国林，王一的想法更是“遥远”，让村干部难以接受。
成都市城管局下派的王一进驻了竹根村。那里虽然偏远，但自然风光好，还有温泉。王一觉得适合发展农业旅游产业。
“要发展，就一定要成立一个公司，作为法人去和融资公司谈判。”王一说，村支书不接纳这个建议，而是让王一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
眼前的事就是修路和拉电。王一进驻到竹根村近4个月。村支书马建平最爱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把电网改造好，把路修好，其他什么都不用你管”。
竹根村是个典型的山区村，村民居住地分散，电力系统不愿意到这样的村子投资，电网面积大，用户少。王一也去和电力公司谈过，但谈不下来。
王一想到的点子是，以较低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开发商使用，让他们发展旅游经济，同时由开发商负责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我是在市里经济部门工作时，看到有人这样运作。但对村干部来说，是从未听说过的。他们不觉得这是真的。”
“视野不开阔，喜欢打小算盘，短期要见效益。”王一说，比如，路和电就是竹根村干部们心里最大的事，“他们算的是几十万的账，我算的是几千万、上亿元的账。”
段小军也同意王一的看法，他说，有了项目才能向县里和镇里要钱，县里基础设施的配套资金都是跟着项目走的。段小军通过他设立的项目，向市里县里申请到了100多万的基础建设资金。
段小军说，他现在每做一个项目，都会和村干讲什么叫产供销一体化等等，希望能逐渐地对他们产生影响。
“让有头脑的人进班子”
在公推直选村支书之前，有村民到镇政府举报，村支书徐吕学贪污扶贫款，后查实举报受某些村干唆使。
来帽顶村，段小军还有一个棘手的任务。他要重建当地的基层组织。而在没来之前，段小军根本不知道村里人事关系有多复杂。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段小军发现徐吕学和肖兴军是重建新班子的合适人选。肖兴军，31岁，退役军人，思想观念比较先进，从成都打工回来村里发展。
徐吕学，41岁，曾在广西做过药材生意，有市场观念。在段小军驻村之前，徐吕学是帽顶村村主任，同时兼任村支书。
他们两人也是镇里党委心目中组建新的村班子的合适人选。
但在今年8月，村里的人事关系发生了变化。徐吕学和村副主任梁元国的矛盾开始激化。
帽顶村是金堂县党支部换届公推直选的8个试点村之一。8月，村委新班子候选人公示，徐吕学和梁元国一起入选。
之后，有村民到镇政府举报，称村支书徐吕学在2005年教育局一笔11万元 扶贫款的使用上可能存在贪污问题。
县纪委、检察院和反贪局在接到举报后展开调查，发现情况并不属实。“徐吕学有部分小额支出缺乏证明人，且打井成本较高未经村民同意，但并不存在贪污行为。”淮口镇党政办主任李长贵说。
李长贵说，调查发现村民的告状行为，是受了一些村干的煽动，“为了达到选举目的，撼动现任村支书的地位。”
但是徐吕学在村民心目中的威信还是受到影响。原先他位列村支书候选人，举报后，他只好参加村委委员候选。
段小军知道徐吕学的能力，他想通过重组班子，让徐吕学能得到重用。镇里党委希望，通过段小军这一外力的介入，能为帽顶村组建一个更年轻有为、更团结的村班子。
按原先的计划，现在的村班子，5个人中有3个委员都是50岁左右，内部还有些难以言明的矛盾。段小军说，如果可以让更年轻、更有头脑的人进入班子，把村班子的平均年龄调整到三四十岁，就合理了。
书记落选“组阁”失利
由于只驻村两年，段小军竞选村支书失利，他组建新班子所倚重的两名人员也未入选。
9月11日，帽顶村举行党支部候选人公推大会。273名村民代表参加选出党支部书记和村委委员候选人。
段小军也参加了公推直选。他以203票当选为党支部书记的两名正式候选人之一，另一名则是副主任梁元国。
9月20日，则要举行直选大会。由30名党员来投票选举，选出新的村支书和村委委员。曾经得过高票选的段小军在这次选举中落选。
并且，段小军希望的接班人肖兴军和徐吕学也都在公推直选中失利，而无缘进入村集体的领导班子。
梁元国最终当选为村里的新支书。当宣布梁元国为新任书记时，200多个列席村民轰的一下涌上来，不同意这个选举结果。在场的镇党政办主任和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左右为难，劝到下午2点村民才渐渐散去。
梁元国的大哥曾经是村上的老支书，一些村民反映梁元国做事缺乏主见，私心较重，做村副主任时就比较凶相，与新任村支书的形象有差距。
镇里事后的调查发现，30个党员中，有20多个都与梁元国沾亲带故，其中有十多个来自梁姓的梁家沟。
段小军说，“据说梁元国在村里拉选票时，就劝说村民和党员，‘段书记再过一年就要走的，你们还是选我牢靠’。”
如今段小军还是镇党委任命的帽顶村副书记，但他组建新班子要想用的两个人都落选，“但既然是首次公推直选，选出来的必须认可。”
文国林和王一就不像段小军那样去参加公推直选。他们都说，自己只在任两年，还是在副书记的职位上，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能否推广？
驻村干部并不是扶贫干部，他们的任务是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为以后不间断地下派干部打下基础，干部轮换及巡视督察等配套制度也在拟订中。
8月20日，更多的机关干部将被下派农村。四川省“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动员大会在成都市召开。
会上下发了省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的意见》，要求各市区县从今年开始完成万名干部下基层的任务，而且必须有90%的机关干部下派到农村，而不是乡镇政府。
段小军称自己正在实践“一种特殊的扶贫方式”。过去村里、镇里的发展，以地方财政扶持为主。如今，市级干部下派到村，像是带来了一张广阔的资源关系网。
段小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在这张网上穿针引线”。
“驻村干部并不是扶贫干部，他们的任务是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为以后不间断地下派干部打下基础。”冯军说，市里准备将干部驻村作为长效机制来研究。
为了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市委组织部已经初步制定了《驻村任职干部管理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和《干部驻村期专项办公经费监管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干部轮换及巡视督察等配套制度。
组织部着重提出，“要实现外来帮扶工作与基层自身工作的对接，既要重视下派干部的工作成效，又要着力加强乡镇和村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避免出现过度依赖下派干部造成工作断代的现象。”
成都市委组织部认为，驻村干部所占有的组织、政府、政策和项目资源，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城市资源向农村的倾斜，有普适意义。
如今，段小军虽然在新班子组建上受挫，但他的“百鸡行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帽顶村的330户村民，目前有90%以上的农户登记参加，且50%已经开始养殖。按一只鸡净赚10元计算，四五户已经出售的村民得到了2000-3000元的收益。
段小军对于局里制定的目标还是有信心完成。他说，要让农村发生改变是会有很多陈旧观念落后的习俗作为阻力，但只要有人去推动，改变还是会发生的。
弃地进城：城乡一体化的梦想
从成都市的温江区车站往东走，不一会儿就能看到一个崭新的小区“花乡民居”。这里住着1000多户农民。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了文体活动广场、停车场、自行车棚，小区入口还有警卫24小时值班。
温江区在进行一场“村改社区”的试验。那里的“农民”正在逐渐消失，他们的田地量化为企业的股份。这些变为城市居民的“农民”也就不再靠种植生活，土地的租金成为他们生活来源的重要部分。
在这次“农民进城”的试验中，温江区采取“双放弃”、村企合一、“两股一改”等多项改革措施，引发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关注。
目前，农民对这些试点的接受程度不一，他们是否真的能因为脱离土地进城而受惠，还有待观察。
村民变成股东
王世军住在花乡民居小区的边上。他是天乡路社区的党总支书。天乡路社区目前是万春镇最大的一个农民聚居区，这里住着红星村、卫星村等四五个村子的农民。之前曾是红星村的村支书———王世军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城市“居民”。
这个社区位于万春镇城乡接合处地带，其中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和城区对接，还配备了完善的社区组织机构、警务工作室、医疗卫生服务站、公交站点和垃圾清运站。
温江区农业发展局副局长胡良万说，“天乡路社区的建设标准远远高于普通城市社区。”
温江区的“村改社区”从2005年便已开始运作。由于当年当地要举办花博会，需要大片土地来发展苗木种植产业。于是开始进行土地流转。
流转的方法是，先让村民集中居住，然后对村民原先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整理，将它们统一变为耕地。同时村集体也成立一个村级企业，来招商引资，统一使用田地。
于是，在土地规模化使用后，当地出现了三邑盆景交易中心、西部花卉流通中心、广州先锋园艺盆花生产基地等高度产业化的龙头项目。
2006年6月，温江区委区政府下发了《关于鼓励农民向城镇和规划聚居区集中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细则(试行)》。这两份文件加快了村改社区的进程。
红星村等四五个村子合并成天乡路社区后，共流转出了980亩土地。天乡路社区在去年4月，成立了“村企合一”的卫鑫置业有限公司。公司的主要职能就是土地运营。
卫鑫公司是个股份制公司。入股的方式有，村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原有集体资产入股，以及个别居民以现金的方式入股。
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世军兼任卫鑫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的管理层和社区党支部、居委会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天乡路社区成立了卫鑫公司之后，对整理出来的土地或卖或租。并引进了一个大项目———国色天乡游乐园。这个作为花博会分会场的项目占去了卫鑫公司手中的绝大部分土地。
“失地”后的隐忧
在花乡民居里生活的徐茂群，添置了背投彩电和双开门超大冰箱。他们家105平米的三居室和新型社区生活彻底改变了原先模式。
晚上，小区里的女人们会汇聚到文体广场。广场上放起了《走进新时代》等鼓点舞曲，习惯了在 麻将桌上过夜生活的乡村女人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跳起了健身舞。
41岁的徐茂群却觉得，生活环境是变好了，但是生活压力却增加了许多。
在“进城”之前，她家种菜种粮，还养了四五头肥猪和几只鸡，烧柴、吃水都不用花钱，全家人吃饭基本自给自足。
而如今徐茂群是靠着一些“失地”后的补偿度日。
一个是“双放弃”的保障。温江区试点的“双放弃”是指：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
徐茂群说，“双放弃”原本是指村民自动放弃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权，而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开发项目或城市规划而统一让村民放弃土地。而且只有男性过了60、女性过了50才可享受社保待遇。目前徐家只有徐茂群的婆婆享受每月180月的社保。
还有就是一些来自土地的收益。徐茂群家中共有2亩多地，被集体收取后统一经营。徐茂群说，其中一亩地被卖了，他们得到两万五的征地补偿款。
“剩下的一亩土地出租，”徐茂群说，给他们一家带来1500元的租金收入。
徐茂群算过，一家进城后每月的固定收入不到800元。而每月的水、电、煤气、米等日常生活费就600元左右。
进城后，徐茂群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是，儿子今年高三，明年就要考大学了，为了筹足学费，现在开始要省吃俭用了。
“不再有农村”
为了保障没有土地农民的生活，王世军说，现在的社区委员会还承担起了劳动保障站的功能，他们会帮助村民介绍工作。而且所有就业供需双方的信息，都在社区两委汇总。据天乡路社区对今年8月份就业情况的统计，该社区失地农民的就业率，当月达到了90%以上。
王世军说，村改社区后引进的国色天乡游乐园等大型建设项目，都优先安排失地农民进入营业部门工作。“农民的城市化，就是要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上班。”天乡路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世军说。
国色天乡目前共有1200多名员工，其中有500-600人来自万春镇，天乡路社区就占了300多人。
天乡路社区探索的成败，牵动着温江区乃至整个成都市的神经。在“村改社区”作用下，温江区已连续多年跻身四川省县域经济十强，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低于成都市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温江区委书记李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温江在成都最具有率先把城乡一体化美好蓝图变为现实的条件和优势。”
而目前温江区的10个乡镇，已经全部改为街道。王世军说，那还只是名称上的改变，最多3-5年，万春镇所有的农村就都变为社区了，“那时才真正不再有农村。”